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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荣:《理论信息学概论》第八部分
第10章 人类智能:社会前进的根本动力
在确认信息运动的动力不是物理学的能量之后,我们用“信息能”的概念来表达。如果说信息能的概念比较抽象,那么人类智能的概念却是十分具体,容易理解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物质科学既可以看成是关于物质和物质运动规律的科学,也可以看成关于物理学能量作用和相互转换的科学。同样地,信息科学既可以看成信息和信息运动规律的科学,也可以看成信息能(广义智能)作用和相互转换的科学。正在建立“智能科学”的努力和发展信息科学的工作殊途同归,所以设立专章予以介绍。构成本章内容的材料主要来自张守刚、刘海波(人类智能的非生物学进化),王万良、蔡自兴、李陶深(计算机智能),涂序彦(智能科学)等人的著作。
§10.1 机器进化的必然—智能化
10.1.1 人类的新的进化方式
人工智能不仅是人类认识发展的结果,而且也是人类用以改造世界的生产器官——工具和机器进化的必然[1。2。3]。
人是从动物发展而来的,但人与动物又有根本区别。动物的发展服从于达尔文揭示的生物进化论,而人类则按新的进化方式发展。动物只能消极地适应环境,而人却能积极地改造环境,以满足自身的需要。恩格斯说:“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引起的改变来使自然界服务于自己的目的,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本质的区别,而造成这一区别的还是劳动。”动物靠身体器官的进化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以维持自身的生存。关于这一点,我国东汉时期著名哲学家王充在《道虚篇》中说:“能飞升之物,生有羽毛之兆。能驰走之物,生有蹄足之形”。他看到了动物的形态和器官的变化是适应环境的结果。长颈鹿的祖先据说生活在非洲干旱地区。那里地面上能够食用的青草很少,它为了在新的条件下生存,只好用力把颈伸长,去吃高树上的叶子,于是前枝和颈部逐渐伸长,通过代代积累,最后形成为现代的长颈鹿。鱼类的流线形和鳃呼吸器官的出现,是长期适应水中生活的结果;兽类的四肢构造和肺呼吸器官的出现,是长期适应陆上生活的结果。而人类的进化不是依靠天然器官的变化,而是主要依靠人造的器官——工具、机器的改进,来支配自然界,向大自然索取物质财富。考古学家和生物学家的研究成果表明,“在大约20万年前出现的智人,在身体结构上包括大脑和双手在内,与现代人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这说明肉体的进化即生物方式的进化已不是人类进化的主要内容了。”人们为了跨越江河湖海,制造了马车、汽车、火车和飞机;人们为了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建造了宇宙飞船;人们为了提高自己劳动能力,制造了各种机器[4]。
人类正是依靠这些人造的器官——工具、机器,极大地增强了改造和支配自然的能力。这种能力主要表现为改造第一自然,创造第二自然。所谓第一自然,是自然造成的环境,如江河湖海、山岩森林以及各种生物;所谓第二自然,是人化了的自然,即人创造的环境,如房屋、车辆、机器等。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人们利用各种生产工具有目的地改造第一自然、创造第二自然的历史。劳动工具的发展史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各种经济时代的划分,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工具生产。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有句名言:“手工磨生产的是以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以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
从上述不难看出,人类是以新的进化方式发展的。为了深入研究人类新的进化方式,必须十分重视人造器官——工具和机器形成演变的历史。对此马克思早在《资本论》中就明确指出:“达尔文注意到自然工艺史,即注意到在动植物的生活中作为生产工具的动植物器官是怎样形成的。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即每一个特殊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的形成史,难道不值得同样注意吗?”他还说:“如果有一部批判的工艺史,就会证明,十八世纪的任何发明,很少是属于某一个人的。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这样的著作。”
10.1.2 生物进化与机器进化
从马克思的《资本论》问世到现在一百多年来,无论在生物学和工艺学(指广义的工艺学)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进展。继十九世纪达尔文创立生物进化论之后,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生物进化论与遗传学相结合,产生了现代达尔文主义进化论;运用分子生物学成果研究生物分子进化过程,六十年代又出现了“分子进化论”,也称之为“非达尔文主义进化论”。现代达尔文主义进化论和“分子进化论”并没有宣告达尔文主义的“终结”,而是补充、深化以至在某些方面修正了这个理论。达尔文从宏观上所阐明的生物的起源和发展、进化的原因和动力等进化论基本思想,在生物进化论的新成果面前,仍然没有失去它应有的光辉,它在一定的范围内和一定的层次上还是反映了生物进化的客观规律。
在这里,我们主要依据马克思当年在《资本论》第一卷所阐述的基本观点来考察生物进化与机器进化的异同。
达尔文和马克思都指明了工具和机器发展与生物进化的相似性。达尔文把工具的分化和专门化与生物器官的分化和专门化做了类比,并且揭示了引起它们变异、发展的共同原因,他写道:“在谈到(动植物的)较低级器官时,我指的是发挥各种特殊职能的区别不大的器官;因为在同一个器官需要从事不同的工作时,这个器官容易变异的原因也许在于:自然选择对于每一形态上的细小差异的保存或仰制,不如在同一个器官专用于一个特殊目的时那样小心。比如,用来切各种东西的刀,大体上可保持同样的形态;但专供一种用途的工具,如做另一种用途,就必须具有另一种形式。”马克思在谈到工具和机器的发展时,肯定了达尔文的上述意见,并且做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说:“劳动资料的这种分化,专门化和简化,是与分工本身一起自然产生的,并不要求预先认识力学的规律等等。达尔文对生物的器官专门化和分化问题发表了类似的意见。”
二十世纪中叶,美国科学家、哲学家N.维纳在深入研究数学、自动控制、心理学、医学和神经生理学的基础上,创立了控制论,揭示了机器、生物和社会共同的信息与控制规律,在科学技术发展史上第一次把技术系统、生物系统和社会系统沟通起来,在规律上找到了三者的同一性。据此他十分称赞计算机专家阿希贝把机器和生物加以类比,他说:“阿希贝博士把生命机体和机器作类比的工作,可能是当代最伟大的贡献。”
我们把工具和机器的发展与生物的进化进行类比,可以发现两者在一些主要点上具有相似之处。
第一,从进化过程来看,生物的进化是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在太古时代,原始地球表面上,到处是岩石和深浅多变的海洋,火山频频爆发,地震不断发生。这时地球上不可能有任何生物。在巨烈变动的自然条件下,原始大气中的无机化学元素,经过长期的化学演化过程,出现了非细胞形态的生物,在发展为原始细胞形态的生命,又从原始细胞形态的生物发展为原核细胞和真核细胞生物。一切高等的多细胞生物都是以真核细胞为基本单元,是真核生物。真核细胞具有使生物类型向多样化、复杂化发展的根据,大大加速了生物进化的过程。真核细胞产生后,从原始的有鞭毛的单细胞生物出发,沿着两个不同的方向进化。一是由于生物自养功能的加强和运动功能的退化,进化到单细胞绿藻,由此发展为目前的植物界;二是由于生物运动功能和异养功能的加强,自养功能的退化,进化为单细胞原生动物,由此发展成目前的动物界。动物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从单细胞动物到多细胞动物,从水生动物到陆生动物,从无脊椎动物到脊椎动物。在脊椎动物的哺乳类动物中分化出一支灵长类动物,后来又从中分化出古猿和更高级的猿人。大约在三百万年前从类人猿中,终于出现了最早能直立行走、能制造工具的原始人类。所以,一部生物进化史,就是“从一个简单的细胞开始,怎样由于遗传和适应的不断斗争而一步一步地前进,一方面进化到最复杂的植物,另一方面进化到人”的历史。
工具和机器的发展与生物进化过程有许多相似之处。工具和机器的发展也是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从石刀、石斧到铜铲、铜锄,进而发展到铁犁、铁锯、铁刨、铁锤,在工具的质地、种类和性能上,都是不断发展提高的。机器不是人类社会一开始就有的。在原始社会只有简单的工具,根本就没有任何机器。那种认为工具是简单的机器的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尽管个别机器的出现和使用是很早的,但机器的大规模制作和广泛用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联系的。机器是在手工工具的基础上,经过长期的改进与创新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机器的产生和发展与生物物种的形式及其器官的进化更是类似。
第二,在进化形式上,生物发展经历了两种新陈代谢或两种进化:一是时间进化,即种系代谢,系统发育中的新陈代谢。二是空间进化,即生态代谢,空间发展中的新陈代谢。每一个物种都有自己的种系发展的历史,新种总是在旧种的基础上产生的,新种和旧种基本上是相似的种系代谢的根本特征是系统地位的转移,是旧物种让位于新物种,前代物种让位与后代物种,以保持种系的延续发展。现有地球上生存的物种都是种系代谢的产物。如北京猿人是现代人的祖先,始祖鸟是现代鸟类的祖先。每一个物种都有自己的生存地盘,以保证它的空间存在。生物的进化也是一个争夺空间存在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一些物种取得了新的地盘,胜利了,发展了;另一些物种丧失了原有的地盘,失败了,灭绝了。在地球上,种系代谢、物种演变和生态代谢、物种灭绝是同时进行的,这在植物界表现为裸子植物的衰退,本内铁苏、种子厥的灭绝和被子植物的兴起。进化与退化,发展与灭亡,是对立的统一。生物发展中的每一进化,同时又是退化;进化是在灭亡的基础上进行的。整个生物界是在生存与死亡的斗争中发展的。达尔文的进化论为了说明进化,只承认渐变,不承认质变。实际上生物的进化是渐变与飞跃,连续与间断的对立统一。进化既是渐变,又是飞跃。生物进化的过程是漫长的,没有止境的;同时生物在发展过程中还经历了多次巨大创新:从无机物到有机物、从非细胞生物到原始单细胞生物、从异养生物到自养生物、从嫌氧生物到喜氧生物、从原核生物到真核生物、从无性生殖到有性生殖、从两级生态系统到三级生态系统、从单细胞生物到多细胞生物、从水生生物到陆生生物、从猿到人。生物经过长期进化,最后通过劳动创造了人类,使自然史发展为社会史,这是生物进化的最巨大的创新、最伟大的成果。
通过上面对生物进化的过程和特点(渐变与飞跃的统一)的考察,可以看到,生物有机体是一个整体,是一个经过自然界长期精雕细刻的完善的天然控制系统。每一个生物物种也都是各具特点的生物控制系统。生物进化过程,就是生物控制系统不断演变和不断创新的过程。机器的发展形式与生物的形式相似,也经历了两种新陈代谢或两种进化。一是时间进化,即随时间的推移,生产的发展,旧机种被新机种所代替。如同生物通过遗传与变异,新物种代替旧物种,两者有血缘关系一样,机器通过继承与更新,新机种代替旧机种,两者也有继承关系。如纺织机是手摇纺车的继承与更新,切削机是刀具的继承与更新。二是空间进化,即机器在空间上的新陈代谢。有些机器不适合生产的需要,已经退出了原来的地盘,失去了存在的权利,绝种了;有些机器符合生产的需要,占领了地盘,而且在空间结构上继续经历由简单到复杂的变化。机器的进化也经历了多次重大创新:(1)在机器材料方面:① 从石器到铜器;② 从铜器到铁器;③ 从天然材料到人工材料。(2)在机器动力方面:① 从风力、水力到热力;② 从热力到电力;③ 从电力到原子能。(3)在机器的信息变换处理方面;从没有信息处理能力的物质与能量系统到信息与控制系统。
第三,从进化的根据和动力方面来考察,生物进化的内在根据是变异遗传,生物进化的动力从生物体结构的高层次和生态角度来看是自然选择。自然选择对于生物表现型水平和分子水平上有害的和有利的突变都具有存优汰劣的作用,对于这两个水平上的中性突变和非适应性的进化起着间接的保存和维持作用。生物物种之所以具有连续性和稳定性,主要是由于遗传物质——基因的稳定性,即组成核酸的核苷酸总是按一定顺序排列,并且具有互补配对的特性,它是核酸实现自我复制的关键,亲代通过自我复制把遗传信息传给子代。同时,正是由于遗传物质具有变异的特性,才使生物进化成为可能。生物有机体变异与自然界的对立统一——自然选择,能够保存、积累和发展有利变异,生物进化是自然选择和中性突变的遗传漂移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机器的发展也是有内在根据和发展动力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工具发展的根据做了精辟的说明。马克思说:“工具形式变化的方向,是根据从工具原来形式带来的特殊困难中得出的经验决定的。工具发展的根据,一是继承和保留原有工具的适用部分;二是长期积累克服和改变原有工具缺陷的经验。犹如变异遗传是生物进化的根据,继承与更新则是机器进化的根据。如同自然选择对于生物表现型水平和分子水平上有害的和有利的突变来说是进化的动力,人工选择是机器进化的动力。具体来说,机器与社会生产(也可以叫作机器的外部环境)的对立统一推动机器的进化,社会生产的需要体现为人工选择,通过人工选择,使机器形成自己的种系。
第四,在进化的方向上,生物的进化是从无感觉能力的无机物发展到有感觉能力的生物,最后进化到具有思维能力的人。有趣的是机器也是沿着这一方向进化的,即从没有传感器的机器系统到有传感器和反馈功能的自动控制机器系统,发展到具有自适应、自学习能力的智能控制系统。
无论机器进化与生物进化多么相似,它们毕竟是两种本质不同的进化,决不能混为一谈。机器和生物存在着本质的区别。恩格斯指出:“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方式本质上就在于这些蛋白体的化学组成部分的不断的自我更新。”人制造的机器,包括仿生机器和仿智机器,即使再精致、再高级,也不可能再现生命的本质特征,更不能等同于人脑。生物的进化是有机物的自我发育,是自然选择,天然淘汰;机器的进化主要是无机物的人工制作,是人工选择,历史淘汰。总之,生物主要是自然进化(对有些生物也进行人工选择),但机器完全是人工进化,是在人干预下的进化。一般说来,生物的发展是没有目的性的,而机器的发展则完全体现了人的目的性。人类的需要是机器产生之母,而可能的条件便是机器产生之父。
10.1.3 机器的起源与进化
马克思指出:“所有发达的机器都由三个本质上不同的部分组成:发动机,传动机构,工具机或工作机。”从手工工具发展为机器,机器的发展又经历一个从不发达到比较发达的过程。同时,机器这三个组成部份又不是并列的,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工具机或工作机。
劳动资料由手工工具向机器的转变,首先是转变为工具机或工作机。正象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机器的这一部分——工具机,是十八世纪工业革命的起点。在今天,每当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生产过渡到机器生产时,工具机也还是起点。”我们说工具机是由手工工具直接发展而来的,这可以从两者明显的继承关系上表现出来。工具机主要由工具和安装工具的机体组成。虽然机器工具在形式上有很大变革,但基础上还是工场手工业时期的手工工具的再现。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各种机器上的工具机,无论它取代的是手工业生产的工具,还是工场手工业的工具,那么我们不难发现,在机器中改变形状和材料的那个工具机部分,在很多情况下都是由以前相应的工具构成的,即由锭子、针、锤、锯、刨、剪刀、刮刀、梳子等等构成。具体说来,如缝纫机上的针、织布机上的梭、锯木机上的锯条、钻孔机上的钻头、切碎机上的刀、拖拉机上的犁、打夯机上的锤、压路机上的石滚等等。工具机与手工工具的联系不仅表现在外形上,而且还表现在它们的出生上。据马克思考察,直到一八五○年以前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工作机上的工具大部分是由原来的生产手工工具的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生产的,然后才装到由机器生产的工作机的机体上。尽管安装在工作机机架上的工作器官与手工工具是“老相识”,但工具机与手工工具还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对于这种区别马克思曾简要明确地概括如下:“工具机是这样一种机构,它在取得适当的运动后,用自己的工具来完成过去工人用类似的工具所完成的那些操作。至于动力是来自人还是来自另一台机器,这并不改变问题的实质。在真正的工具从人那里转移到机构上以后,机器就代替了单纯的工具。”
从手工工具发展到机器上的工作机,是人类生产和生产方式的伟大变革。工作机所以能够取代手工工具,不仅因为装有工具的工作机能够完成手工工具的操作,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工作机比起手工工具具有极大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工作机比手工工具能够为人类社会提供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这也是以大机器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代替以手工工具进行生产的封建社会的物质基础。具体说来,人直接操纵手工工具进行生产时,必然要受到人的生理器官的限制,也就是“人能够同时使用的工具的数量,受到人天生的生产工具的数量,即他自己身体的器官数量的限制。”如劳动者用手工工具犁田、纺纱,在一般情况下一个人只能同时使用一个工具,即扶一架犁,踏一架纺车。而用手工工具锯木至少需要两个人。马克思说,能同时纺两根纱的纺织能手几乎象双头人一样罕见。在机器生产中,情况则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同一工作机同时使用的工具的数量,一开始就摆脱了工人的手工工具所受的器官的限制。”如珍妮机一开始就能用12—18个纱锭,织袜机同时可用几千枚织针等等。现在的纺纱机上的纱锭和织袜机上的织针的数量更是远远超过二百多年前的水平。总之,工作机打破了过去人们利用手工工具时所受的生理器官的局限,大大地推动了生产的发展,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广泛应用为主要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首先是从工具机的发明开始的。
工作机是劳动资料从手工工具转变为机器的起点和关键。从事手工生产的劳动者,尽管有熟练的技巧,但要大幅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终究还要受到使用手工工具的身体器官的限制。因此引起工业革命的主要是手工工具中直接完成生产操作部份的变革,即工具机的出现。当时的英国在工业革命中,首先在纺织业中发明了一系列的工具机——如织布飞梭、珍妮机、水力机、妙尔机、自动纺纱机和自动织布机等。在纺织业中,由于工具机的广泛使用,引起了与棉纺织业有关的净棉机、梳棉机、印花机等一系列工具机的发明,带动了毛、麻、丝织及造纸等轻工业部门向机器生产过渡。有了工作机,也就有了机器。但是,工作机是机器发展的起点,而不是终点。从机器的发达形态来看,工作机还只是机器生产的简单要素和初级阶段。
工作机进一步发展的需要生产了动力机。因为“工作机规模的扩大和工作机上同时作业的工具数量的增加,需要较大的发动机构。”
工作机产生后,用机器生产代替了人的手工劳动,即代替人手直接操纵工具加工劳动对象。但最初的机器还是一种具有某种手工业性质的靠人力推动的机器。后来在生产中工具机不断得到改进,不仅工作机上装置的工具数量不断增加,机体的规模不断扩大,而且工作机的工作速度也不断提高。这样工作机越发展,推动机器运转所需的能量也就越大,工作机的操纵与动力之间的矛盾也就越尖锐。不解决这个矛盾,就不能充分发挥现有工作机的效用,不能充分发挥大机器生产的优越性。这就迫切要求在机器系统中产生一种动力机构。同时由于工作机的产生,大机器生产的出现,第一次把自然力作为机器生产的动力。过去人类劳动只不过是它所不能控制的自然过程的助手;现在借助机器,人们可以占有自然力,使自然力大规模地从属于直接的生产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动力机构的产生,用自然力取代人在生产活动中直接作为动力的作用,就成了生产发展的必然要求。开始人们用风力、水力、畜生代替人力,充当机器的动力。但风力不稳定,变幻无常,不易控制。水力易于驾驭,也比较便宜,但水量不但受季节的限制,而且更主要的受地理环境的限制。冬季水位下降,有时甚至完全枯竭。工场的场址往往取决于水流的位置,在水流旁边建立的工场,交通极不方便,不利于工业的发展。因此需要寻求新的动力。所以,在近代工业中广泛使用马作为手工工场的一种动力。一直到今天人们仍然用“马力”来表示动力单位。十七世纪以前,在矿山开采中用马做提升和排水的动力,到十七世纪末,有的矿井用来拖动水泵的马,达五百匹之多。但应用马力也有许多缺陷,一是需要喂养,二是需要定期休息,以恢复体力,而且马的体积庞大,价格昂贵。机器的产生和发展,迫切要求有动力强大、易于控制、比较稳定并且不受自然条件和牲畜的生理条件限制的新的动力来源,所以动力问题就成了当时工业生产发展中急待解决的关键问题。蒸汽机就是适应社会生产发展的迫切需要而发明制造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正是由于创造了工具机,才使蒸汽机的革命成为必要。”事实上,蒸汽机的制造经历了一个从不完善、不实用到比较完善和实用的过程。1698年托马斯、塞维利制造了蒸汽泵。1711年纽可门制成了大气蒸汽机。纽可门机是热运动转化为机械运动的原动力,为后来蒸汽机的改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纽可门机热耗大、效率低,只能作直线往复运动,不能成为大工业普遍适用的动力机。1774年瓦特在其他人的帮助下,在改进纽可门机的基础上,制成了单动式蒸汽机,并正式投入生产。1784年瓦特又制成了将蒸汽活塞直线运动转变为圆周运动的机械装置,并将原来单向作用式蒸汽机 ——单动式蒸汽机改进为双向作用式蒸汽机——联动式蒸汽机。这种蒸汽机不仅动力大、效率高,能做为适用于一切工业部门的原动机。联动式蒸汽机制成的当年,就建起了以这种蒸汽机为动力的大纺织厂。接着这种蒸汽机在纺织业和采矿业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瓦特发明的蒸汽机使工业摆脱了对天然动力的依赖,打破了地理条件对厂址选择的限制,为大工业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技术基础。所以,马克思指出:“瓦特的伟大天才表现在1784年4月他所取得的专利的说明书中,他没有把自己的蒸汽机说成是一种用于特殊目的的发明,而把它说成是大工业普遍应用的发动机。”从此,以蒸汽机为动力进行工业生产的工业城市,象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了。人类从使用畜力、风力、水力发展到利用蒸汽机,从而引起了工业革命,宣告了资本主义对封建主义的决定性的胜利。
在机器生产中逐步发现,把蒸汽机作为动力机构,也不是十分理想的。它不但体积庞大,而且传输方式很不方便。作为集中动力源的蒸汽机必须通过曲柄、飞轮、天轴(或地轴)皮带等传动系统才能把能量输配给每一台机器,而且在传输中能量耗损很大,无法实现能量的远距离传输,因而限制了工业的大规模发展。另外,蒸汽机也不能将热能转化为光、电、化学等多种形式的能,因而它满足不了生产上的各种需要。为了使工作机广泛的应用,进一步推动生产发展,一是要求有便于输送和分散供应的动力;二是要求有多种形式的能量供应。因此,在蒸汽机之后,又发明了发电机、电动机、内燃机等等。传动机构主要用于工作机和动力机的联系以及传递、分配运动。在发动机和工作机之间之所以需要一种传动机构,一方面是因为在发动机和工作机之间一般都有一段距离,需要通过传动机构把两者联系起来;另一方面是因为从发动机产生的运动形式往往比较简单,但工作机所需要的运动形式则比较复杂,如需要许多机件或部件同时运动,运动的大小、方向又很不一致,因此需要通过传动机构传递分配运动,变换运动形式,调节运动大小,改变运动方向。所以马克思说:“传动机构由飞轮、转轴、齿轮、蜗轮、杆、绳索、皮带、联结装置以及各种各样的附件组成。它调节运动,在必要时改变运动的形式(例如把垂直运动变为圆形运动),把运动分配并传送到工作机上。”
传动机的结构、特点、规模,随着工作机和发动机的发展而变化,相继出现了皮带塔轮传动、机械传动、液压传动、气动传动和电气传动等传动机构。
机器产生以来,它从工作机发展到由工作机、发动机和传动机构这三个组成部分的时候,机器便由机器生产的简单要素变成了发达的机器,从而使劳动资料完成了从手工工具到机器的转变。
当代,由于自动化生产的发展,使机器的构成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即由工作机、发动机、传动机构组成的三个环节的机器发展为由工作机、发动机、传动机构和控制机组成的四个环节的机器。
10.1.4 机器进化的方向:人工智能
生产工具和机器是人们根据改造客观世界的需要而制造的,它是人的各种器官的延伸,是人类劳动经验和科学知识的物化。但生产工具的发展,机器的进化却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过程,是具有它自己的内部逻辑的。这是因为:一方面,人们总是在既定的条件下,使用既定的生产工具进行生产,在这方面是不能自由选择的;另一方面,人们对生产工具的改革,必须在现有的物质技术条件的基础上,按照生产工具本身发展的客观规律进行,绝不能随心所欲地“乱造”或“硬造”所谓生产工具。
我们从机器发展的内部逻辑,人类改造世界的客观需要以及当代人一机矛盾的有效解决这三个方面进行全面地考察,都可以看到机器进化的方向是人工智能。
(1)机器体系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
人工智能是机器体系发展到高级阶段——自动机器体系的合乎规律的产物。由工具机、发动机和传动机构构成的机器,只是单个的机器。而在现实的大机器生产中,进行生产的往往不是单个的机器,而是机器体系。所谓机器体系是由许多同种的或不同的工作机组成,并且按照一定的比例和顺序把它们联结起来,以保持生产过程的连续性,充分发挥机器的效用,以便在生产过程中使机器操作更多地代替人的手工操作。机器体系经历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形式和发展过程,存在着以下三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同样机器的协作。它是单个机器形式机器体系的最简单的形式。同种机器的简单协作与过去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中的手工工人的简单协作十分相似。从事手工业生产的许多工人集中在同一劳动场所,使用同样的工具,生产同样的产品,他们之间并没有技术上的分工。同种机器的协作只不过是用同样的工作机,代替了过去的手工工具。在机器生产中,只要在一个动力机的推动下,为了生产同一产品,同种机器在空间上集结起来并同时进行工作,就出现了同种机器的简单协作。如由缝纫机组成的缝纫厂,由织布机组成的织布厂等。
第二种形式是由既有协作又有分工的各种不同的工作机组成的真正的机器体系。在这种机器体系中,任何一部工作机都不能单独制成产品,各种工作机既相互区分,又相互联系,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每一件劳动产品,从原料到成品,只有经过一系列的互相连接的不同阶段和过程,分别由不同的工作机顺次加工,才能最后制成。在这里,每一部工作机对于整个产品的制造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这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只有在劳动对象顺次通过一系列互相连结的不同的阶段过程,而这些过程是由一系列各不相同而又互为补充的工具来完成的地方,真正的机器体系才代替了各个独立的机器”。在这种真正的机器体系中,工场手工业所特有的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又出现了,不过这种协作现在表现为具有不同功能的各种工作机的结合。所以,在机器体系中,机器的协作是建立在机器分工的基础上的。各种不同机器的分工协作,不是人们任意安排的结果,而是具有客观规律性的。首先,在生产过程的划分和组织上,机器体系开始是以工场手工业中业已形成的分工作为自然基础。不过,在工场手工业中,分工是以工人的技术专长为依据的;而在机器体系中,“整个过程是客观地按其本身的性质分解为各个组成阶段,每个局部过程如何完成和各个局部过程如何结合的问题,由力学、化学等等在技术上的应用来解决。”其次,在机器体系中,各种工作机构数目、规模和速度之间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这与工场手工业中各种不同的技术工人在数量上存在一定的比例相类似。
第三种形式是自动机器体系。自动机器体系是机器体系发展的高级阶段。在社会生产中,随着机器和机器体系的不断发展,机器生产中的手工业操作越来越多地被机器所取代,从而达到这样一个关节点,“当工作机不需要人从旁照料时,我们就有了自动的机器体系”。由此可见,自动机器体系是从一般的机器体系发展而来的,两者之间并没有横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在机器生产的实际过程中,许多机器都具有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进行连续操作的能力,都包含着某些自动机的因素。但是在机器体系发展的初级阶段,这种因素并不占主导地位。一是这种机器体系中的每台机器不能始终保持连续操作;二是工件从一台机器到另一台机器,需要人力进行传送;三是机器生产中的某些工序仍然要用手工进行操作,如研磨、刮削、测量、检验和装配等。一般机器体系与自动机器体系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那么,一般机器体系是怎样转化为自动机器体系的呢?概括说来,一般机器体系高度完善便发展为自动机器体系。具体说来,需要大大提高机器的生产效率,尽量缩短机器生产每件产品所需的时间。以机床为例,缩短机器生产每件产品所需的时间,一般包括两个方面的时间。一是缩短机动时间。所谓机动时间,包括刀具趋向工件,进行切削加工,加工后退回刀具等所占的时间。二是缩短辅助时间。所谓辅助时间,包括装卸工具、调整刀具、开动机床、停止机床、测量工件等所需的时间。长期以来,人们采用多种途径,千方百计地缩短机动时间,不断提高机器的效率。但当机器的机动时间缩短到一定限度的时候,缩短辅助时间便成了进一步提高机器效率的关键。而缩短辅助时间的根本出路在于把辅助时间内的手工操作转变为机器操作,使装卸工件、调整刀具、开动和停止机器等工作机械化。如果一台机器,当机动时间和辅助时间内的一切操作,都能由机器本身连续完成,这种机器就成了自动机。因此,自动机实际上是一种高效率的工作机。
要使机器成为自动机,需要有一个自动的原动机来推动,这样工作机便可以不用人的帮助完成制造产品所必须的一切操作。对此,马克思认为,一个机器体系,无论是以同种工作机的协作为基础,还是以不同种的工作机的结合为基础,“只要它由一个自动的原动机来推动,它本身就形成一个大自动机。”通过传动机由一个中央自动机推动的工作机的有组织的体系,是机器生产的最发达的形态。马克思当年提出的自动的原动机和中央自动机,就是我们今天采用的由电子计算机控制的自动控制机。自动机器体系一般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①各种自动的工作机;②传动机构;③整个系统的控制机构或操纵机构。
二百年来,由于机器和机器体系的发展和完善,特别是电子计算机的出现和使用,使机器的构成从三个环节系统(包括工作机、动力机和传动机构)发展到四个环节系统,又增添了一个控制机环节。这样,机器从物质与能量系统进化到以物质和能量为基础的以电子计算机为中心的信息与智能控制系统。这样的机器系统已经开始部份地代替了人的某些控制和管理的职能,进而延伸和扩展了人的某些智能活动。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马克思对机器和机器体系发展规律的研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预见了人工智能的产生。人工智能是机器进化的必然结果。
(2)改造第一自然、创造第二自然的需要
改造第一自然、创造第二自然是人类活动的根本特点。恩格斯指出:“狭义的动物也有工具,然而这只是它们躯体的四肢,蚂蚁、蜜蜂、海狸就是这样;动物也进行生产,但是它们的生产对周围自然界的作用在自然界面前只等于零。”只有人才给自然界打上自己的印记,因为他们不仅变更了植物和动物的位置,而且也改变了他们所居住的地方的面貌、气候,他们甚至还改变了植物和动物本身。总之,动物仅仅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做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支配自然界。
人类实践活动的根本任务在于认识和改造第一自然,创造第二自然,以便更好地满足人类物质的和精神的需要。人们在生产实践和科学试验中,建造了飞跨江河的大桥,使天堑变通途;人工合成各种性能的塑料,满足人们生活和生产的需要;制造和发射人造卫星和宇宙飞船,探索宇宙的秘密。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还将制造出越来越多的自然界根本不以现成形式存在的东西。物质世界是无限的,人类创造第二自然的活动也是没有尽头的。
人类创造第二自然的活动从理论上来说,是由于人类具有自觉的能动性,这正如列宁所说的:“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所谓创造客观世界,就是人们依据事物的客观规律,按照自己的需求、理想、愿望来改造环境,从而使主体对象化,在外在事物中实现他自己,打上他自己的性格、理想的烙印,创造“人化的自然”。黑格尔在《美学》一书中,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系统地、深刻地阐述了“人化的自然”的思想。马克思在他早期的一部未完成的著作《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对黑格尔的这一思想的“合理的内核”给予很高的评价。马克思说:“黑格尔把人类自己的生产当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作为对立化,作为外在化的扬弃来把握着;所以他把握着劳动的本质并且把对象化了的人类,把真实的因为是现实的人类作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来理解着”。
人类改造第一自然,创造第二自然的活动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随着改造自然能力的增强,人们的活动范围日益扩大,被改造的客体日益复杂,愈来愈多的“自在之物”转化为“为我之物”,愈来愈多的自然资源转化为劳动对象,如宇宙的探测,海洋的开发,以及原子能的利用等等,这些都是人们难以直接进行控制、操纵的。现代,人们的生产和科研活动向深广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超高温、超高压、强辐射等复杂条件,人们根本无法在这样条件下直接从事生产操作。这就迫切要求用人工的方法,让机器来代替人的某些智能活动,即把人对机器的某些操纵、控制,进而用人工智能代替某些人类智能。人工智能的出现是人类改造第一自然、创造第二自然的客观需要。
(3)解决人一机矛盾的关键
人类的劳动是人通过劳动工具有目的地改造客观对象,以适应人类的需要。在生产中,人是主体,是生产力中的能动方面;物是客体,是生产力中的受动方面。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矛盾推动了生产工具的发展。而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矛盾集中地表现为人与主体和客体间的中间体(工具)的矛盾,由于社会生产不断向深度和广度进军,原有的中间体越来越不适应生产日益发展的需要,要求人们用新的中间体代替旧的中间体,于是就出现了新的生产工具。人一机矛盾不断解决的过程,就是机器进化的过程,也是生产力不断发展的过程。总之,研究生产力发展和机器进化,必须抓住中间体这一中间环节。这是因为中间体是传导人对劳动对象作用的物质手段,人把直接作用于劳动对象的职能交给了中间体(这里可以理解为生产工具的整体),而和中间体结合起来,才能变为改造劳动对象的物质力量。人和中间体的矛盾推动生产工具的进化,人关于中间体的经验、科学知识和技能,在变为直接生产力的同时,也变为进一步改革生产工具的前提,并物化为新的生产工具。生产工具的发展有继承性,这种继承性不仅表现在现有工具要用上一代的各种工具来制造,而且现有的工具仍保留上一代工具的某些痕迹,各种新机器都是在继承中发展的。机器的发展过程是中间体结构日益复杂的过程,即不断在主体和中间体的介面上产生新的机器。随着主体和中间体的介面的推移,在生产中人的职能越来越多地让给机器,而人对劳动对象的作用越来越不直接。因此,主体和中间体的介面是产生新的生产工具的生长点。见图10-1,机器进化的方向、动力和生长点。
如图10-1(a)所示,在手工操作阶段,劳动者同时承担三个方面的职能:人用自己的双手操纵劳动工具直接作用于劳动对象,承担“天然工作机”的职能;人用自己的体力作为动力从事生产劳动,承担“天然动力机”的职能;人利用自己的感觉和思维器官控制整个生产过程,承担“天然智能机”的职能。总之,在手工生产中,操作、动力、控制职能全由人来承担。但是,人的天然的劳动器官(双手)和有限的体力,越来越不适应日益复杂、繁重的生产劳动的需要,于是在主体与工具的介面处,又出现了机器——工作机、动力机和传动机构。工作机的发明开始了生产简单机械化,代替了人的天然劳动器官的工作职能;蒸汽机的发明开始代替了人的动力职能,开辟了综合机械化的道路,人类生产进入了机械化阶段,如图10-1(b)所示。由于机械化,人看管的机器增多,机器的运转速度加快,靠人的精力难于完成操纵大机器生产的任务。对机器系统操作管理的需要,又推动人们在主体和机器系统的介面增加了新的机器——控制机,用控制机代替人的控制职能。如图10-1(c)所示,人类的生产进入到自动化阶段。
虽然现代的控制机(电子计算机)具有许多优点,但仍然不能满足生产高度发展的需要。现代控制机,总是严格按人规定的程序工作,尽管在这些程序里预先考虑到可能发生的情况和与此相应的机器的反应,但当机器遇到没有料到的情况时,这种机器就毫无办法,而海洋和宇宙等(未知环境)的开发,正需要能够应付各种意外情况的自动化机器。现代的控制机总是基于控制对象的数学模型而设计的,有些化学、冶金过程,难于建立数学模型,因此数学模型问题成为现代自动化的难题之一。此外,在现代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实验中,还涉及到大量的非数值问题求解,这也是现代控制机所解决不了的问题。目前,计算机的信息输入输出方法还不够灵活和完善。计算机广泛采用的信息输入方法是由人把信息记录在“中间存储体”(穿孔纸带、磁带)上,然后由计算机的输入器将其自动读出。输出时,要经输出器译码,然后以数字和字母的形式打印出来。人输入输出信息的形式与计算机相比具有很大的优越性,他可以借助于感官,直接把光、声、机械、温度以及语言文字等刺激(信息)转变成神经脉冲,并经神经通路传向大脑,大脑对信息进行自动处理。大脑发出的指令也是直接传递到各个动作器官。人的精密的分析综合能力、加工信息富有成效的方法以及在可靠性、经济性等方面,远远超出了现代控制机。为了克服现代控制机的局限性,使机器与环境、机器内各部分之间能够“通信”,以自行适应内外环境的变化,于是在人和控制机的介面上产生了新的机器系统——智能机。用智能机代替人的某些智能,如图10-1(d)所示。智能机能根据对象的特征与环境条件的变化自动调整参数与改变结构(自适应系统);能积累经验改进控制算法以获得良好控制质量(自学习系统);并能自维自修复(自维自修复系统);能自动识别文字、图象、物体;能理解自然语言并与人对话;能根据环境情况自动编制行动计划,使用简单的工具完成操作任务;能根据预先建立的知识库和已知的输入数据进行演绎推理,得出结论。智能机具有仿人的智能,因而进一步扩大了控制机的功能和应用范围。
图10-1 机器进化的方向、动力和生长点
由图10-1可见,人和中间体的介面是不灭的,随着介面的变化,新机器生长点线L也不断延伸,在生长点上出现的新机器及其构成的系统无限向人的功能逼近。同时,在介面J1、、、J2、J3、J4、J5…上生长出新的工具。另一方面,机器也按着自己的种系进化,如G1、G2、G3、G4、G5,、W1、、W2、、W3、、W4,、、D1、、D2、、D3,……、。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机器进化的动力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矛盾,机器的生长点是主体和中间体之间的介面,机器进化的方向是人工智能。人类从自然界中解放自己的道路是从体力解放到智力解放。
上面我们从机器进化的角度考察了人工智能产生的必然性,下面我们扩展开来,进一步探讨一下研究机器进化论的重要意义。
机器进化论是应用生物进化论的观点来研究人类生产器官发展规律的科学,它是涉及生物学、机械学、控制论、信息论、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系统科学、哲学、心理学和人类学等新的边缘学科。它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机器的起源与发展、继承与更新、进化的原因与动力、进化的方向与前景等。
人与动物的显著区别是人有主观能动性,生产工具的制造和使用是人从自然界分离出来的基础,生产工具的改进和发展是人类进化、社会发展的标志。马克思明确指出了生产工具的重要作用及其与唯物史观的关系,他说:“工艺学揭示出了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和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从而也就揭示了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生产工具的发展是有规律可寻的,是可以认识的。我们认识工具和机器进化的规律,就能从根本上掌握唯物史观,从而提高人类进化的主观能动性,加速改造世界、创造历史的进程。
生产工具是生产力中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生产工具质的改造是生产力变革的出发点,机器工具对劳动对象的影响的工艺原则的更替必然引起生产力革命。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是由蒸汽机的出现和应用引起的,蒸汽机的广泛应用从根本上改变了工业的动力,改变了整个社会生产的面貌,使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生产向大机器生产过渡。因而机器进化论的研究,对促进机器工具的变革和新机种的预测,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加速四个现代化的进程,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十世纪中叶兴起的控制论、信息论、计算机科学、仿生学和人工智能等,是机器进化到现阶段的历史产物和科学结晶。因而研究机器进化论,将会促进上述学科的深入发展,并从新的角度回答这些学科在发展中提出的一系列问题。此外,研究机器进化论对科学技术史和人类认识史的研究也会起到推动作用[5]。
§10.2 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
10.2.1 人类信息能:智能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AI)是在计算机科学、控制论、信息论、神经心理学、哲学、语言学等多种学科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综合性很强的交叉学科,是一门新思想、新观念、新理论、新技术不断出现的新兴学科以及正在发展的前沿学科[6,7,8,9]。
自1956年正式提出人工智能这个术语并把它作为一门新兴科学的名称以来,人工智能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并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受到了很高的评价,它与空间技术、原子能技术一起被誉为20世纪三大科学技术成就。有人称它为继三次工业革命后的又一次革命,认为前三次工业革命主要是延长了人手的功能,把人类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而人工智能则是延伸了人脑的功能,实现了脑力劳动的自动化[10]。
人工智能是用机器实现人类的智能。因此,下面首先讨论人类的智能行为。
智能及智能的本质是古今中外许多哲学家、脑科学家一直在努力探索和研究的问题,但至今仍然没有完全了解,以致智能的发生与物质的本质、宇宙的起源、生命的本质一起被列为自然界四大奥秘。
近年来,随着脑科学、神经心理学等研究的进展,人们对人脑的结构和功能有了初步认识,但对整个神经系统的内部结构和作用机制,特别是脑的功能原理还没有认识清楚,有待进一步的探索。因此,很难对智能给出确切的定义。
目前,根据对人脑已有的认识,结合智能的外在表现,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用不同的方法对智能进行研究,提出了几种不同的观点,其中影响较大的观点有思维理论、知识阈值理论及进化理论等。
(1)思维理论。认为智能的核心是思维,人的一切智能都来自大脑的思维活动,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人类思维的产物,因而通过对思维规律与方法的研究可望揭示智能的本质。
(2)知识阈值理论。认为智能行为取决于知识的数量及其一般化的程度,一个系统之所以有智能是因为它具有可运用的知识。因此,知识阈值理论把智能定义为:智能就是在巨大的搜索空间中迅速找到一个满意解的能力。这一理论在人工智能的发展史中有着重要的影响,知识工程、专家系统等都是在这一理论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
(3)进化理论。认为人的本质能力是在动态环境中的行走能力、对外界事物的感知能力、维持生命和繁育生息的能力。正是这些能力对智能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因此智能是某种复杂系统所浮现的性质,是由许多部件交互作用产生的,智能仅仅由系统总的行为以及行为与环境的联系所决定,它可以在没有明显的可操作的内部表达的情况下产生也可以在没有明显的推理系统出现的情况下产生。该理论的核心是用控制取代表示,从而取消概念、模型及显式表示的知识,否定抽象对于智能模拟的必要性,强调分层结构对于智能进化的可能性与必要性。这是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布鲁克(R.A.Brook)教授提出来的。1991年他提出了“不需知识的智能”,1992年又提出了“没有推理的智能”,这是他根据对人造机器动物的研究与实践提出的与众不同的观点。目前这一观点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但由于它与人们的传统看法完全不同,因而引起了人工智能界的注意。
综合上述各种观点,可以认为:智能是认识和解决各类问题的能力的总和。正如物理学能量以物质为载体,信息学的能量以信息为载体。对人类来说,知识是一切智能行为的基础,而智力是获取知识并应用知识求解问题的能力。人类以外的动物、生物都有智能,它们所具有的是基于生物信号的智能。人类不仅具有基于生物信号的智能,而且具有基于自己所创造的符号的智能。生物信号智能与人类符号智能是两种不同类型、不同级别的智能。在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机器是硬工具,文化科学技术知识是软工具。在整个人类的工具体系中,软工具是精髓和灵魂,硬工具是软工具的物化。在人类社会中,“信号智能”大多与一些本能的行为有关系,而“符号智能”才是人类进步的本质。布鲁克的理论只适合于“机器虫”而不适合于“机器人”。机器人可以做机器虫所能做的事情,而反过来机器虫永远达不到机器人的水平。
10.2.2 人类智能的特征
(1)具有感知能力
感知能力是指通过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嗅觉等感觉器官感知外部世界的能力。感知是人类获取外部信息的基本途经,人类的大部分知识都是通过感知获取有关信息,然后经过大脑加工获得的。如果没有感知,人们就不可能获得知识,也不可能引发各种智能活动。因此,感知是产生智能活动的前提。
根据有关研究,视觉与听觉在人类感知中占有主导地位,大约80%以上的外界信息是通过视觉得到的,有10%是通过听觉得到的。因此,在人工智能的机器感知研究方面,主要研究机器视觉及机器听觉。
(2)具有记忆与思维能力
记忆与思维是人脑最重要的功能,是人有智能的基本原因。记忆用于存储由感知器官感知到的外部信息以及由思维所产生的知识;思维用于对记忆的信息进行处理,即利用已有的知识对信息进行分析、计算、比较、判断、推理、联想及决策等。思维是一个动态过程,是获取知识以及运用知识求解问题的根本途径。
思维可分为逻辑思维、形象思维以及顿悟思维等。
(i)逻辑思维,又称为抽象思维。它是一种根据逻辑规则对信息进行处理的理性思维方式。人们首先通过感觉器官获得外部事物的感性认识,将它们存储于大脑中,然后通过匹配选出相应的逻辑规则,并且作用于已经表示成一定形式的已知信息,进行相应的逻辑推理。这种推理一般都比较复杂,一般不是用一条规则做一次推理就能够解决问题,而是要对第一次推出的结果再运用新的规则进行新一轮的推理。推理是否成功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用于推理的规则是否完备;二是已知的信息是否完善、可靠。如果推理规则是完备的,由感性认识获得的初始信息是完善、可靠的,则通过逻辑思维可以得到合理、可靠的结论。逻辑思维具有如下特点:
① 依靠逻辑进行思维;
② 思维过程是串行的,表现为一个线性过程;
③ 容易形式化,其思维过程可以用符号串表达出来;
④ 思维过程具有严密性、可靠性,能对事物未来的发展给出逻辑上合理的预测,可使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不断深化。
(ii)形象思维,又称为直感思维。它是一种以客观现象为思维对象、以感性形象认识为思维材料、以意象为主要思维工具、以指导创造物化形象的实践为主要目的思维活动。思维过程有两次飞跃。第一次飞跃是从感性形象认识到理性形象认识的飞跃,即把对事物的感觉组合起来,形成反映事物多方面属性的整体性认识(即知觉),再在知觉的基础上形成具有一定概括性的感觉反映形式(即表象),然后经形象分析、形象比较、形象概括及组合形成对事物的理性形象认识。第二次飞跃是从理性形象认识到实践的飞跃,即对理性形象认识进行联想、想象等加工,在大脑中形成新的意象,然后回到实践中,接受实践的检验。这个过程不断循环,就构成了形象思维从低级到高级的运动发展。
形象思维具有如下特点:
① 主要是依据直觉,即感觉形象进行思维;
② 思维过程是并行协同式的,表现为一个非线性过程;
③ 形式化困难,没有统一的形象联系规则。对象不同、场合不同、形象的联系规则亦不相同,不能直接套用:
④ 在信息变形或缺少的情况下仍有可能得到比较满意的结果。
由于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分别具有不同的特点,因而可分别用于不同的场合。当要求迅速做出决策而不要求十分精确时,可用形象思维,但当要求进行严格的论证时,就必须用逻辑思维;当要对一个问题进行假设、猜想时,需用形象思维,而当要对这些假设或猜想进行论证时,则要用逻辑思维。人们在求解问题时,通常把这两种思维方式结合起来使用,首先用形象思维给出假设,然后在用逻辑思维进行论证。
(iii)顿悟思维,又称为灵感思维。它是一种显意识与潜意识相互作用的思维方式。当我们遇到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时,会“苦思冥想”,这时大脑处于一种极为活跃的思维状态,会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去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有一个“想法”从脑中涌现出来,使人“茅塞顿开”,问题便迎刃而解。像这样用于沟通有关知识或信息的“想法”通常被称为灵感。灵感也是一种信息,可能是与问题直接有关的一个重要信息,也可能是一个与问题并不直接相关、且不起眼的信息,只是由于它的到来使解决问题的智慧被启动起来了。顿悟思维比形象思维更复杂,至今人们还不能确切地描述灵感的机理。顿悟思维具有如下特点:
① 具有不定期的突发性;
② 具有非线性的独创性及模糊性;
③ 它穿插于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之中,起着突破、创新及升华的作用。应该指出,人的记忆与思维是不可分的,总是相随相伴的。它们的物质基础都是由神经元组成的大脑皮质,通过相关神经元此起彼伏的兴奋与仰制实现记忆与思维活动。
(3)具有学习能力
学习是人的本能。人人都在通过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不断地学习,从而积累知识,适应环境的变化。学习既可能是自觉的、有意识的,也可能是不自觉的、无意识的;既可以是有教师指导的,也可以是通过自己实践的。
(4)具有行为能力
人们通常用语言或者某个表情、眼神及形体动作来对外界的刺激做作出反应,传达某个信息,这些称为行为能力或表达能力。如果把人们的感知能力看作是用于信息的输入,则行为能力就可以看作是信息的输出。它们都受到神经系统的控制。
11.2.3 关于人工智能的概念
所谓人工智能就是用人工的方法在机器(计算机)上实现的智能,或者说是人们使机器具有类似于人的智能。由于人工智能是在机器上实现的,因此,又称为机器智能(Machine Intelligence)。关于“人工智能”的含义,早在它正式提出之前,就由英国数学家图灵(A.M.Turing)提出了。1950年他发表了题为“计算机与智能”(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的论文,文章以“机器能思维吗?”开始,论述并提出了著名的“图灵测试”,形象地指出了什么是人工智能以及机器应该达到的智能标准,现在许多人仍把它作为衡量机器智能的准则。图灵在这篇论文中指出不要问机器是否能思维,而是要看它能否通过如下测试:分别让人与机器位于两个房间里,他们可以通话,但彼此都看不到对方,如果通话对话,作为人的一方不能分辨对方是人还是机器,那么就可以认为对方的那台机器达到了人类智能的水平。为了进行这个测试,图灵还设计了一个很有趣且智能性很强的对话内容,称为“图灵的梦想”。
实际上,要使机器达到人类智能的水平,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人工智能的研究正朝着这个方向前进,图灵的梦想总有一天会变成现实。特别是在专业领域内,人工智能能够充分利用计算机的特点,具有显著的优越性。人工智能是一门研究如何构造智能机器(智能计算机)或智能系统,使它成为能模拟、延伸、扩展人类智能的学科。通俗地说,人工智能就是要研究如何使机器具有能听、会说、能看、会写、能思维、会学习、能适应环境变化、会解决各种面临的实际问题等功能的一门学科[11]。
10.2.4 人工智能的起源与发展
人工智能的发展是以硬件与软件的发展为基础的,它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人类很早就开始研究自身的思维形式。早在公元前384—322年,在亚里士多徳(Aristotle)研究他称之为三段论的演绎推理时就迈出了向人工智能发展的早期步伐,可以把它看作原始的知识表达规范。三段论是以真言判断为其前提的一种演绎推理,它借助于一个共同项,把两个直言判断联系起来,从而得出结论。例如,一切金属都是能够熔解的;因为铁是金属,所以铁是能够熔解的。
人工智能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以下3个阶段。
(1)孕育时期
① 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两件最重要的事:数理逻辑和关于计算的新思想。
② 20世纪40年代,贝尔实验室M系列继电器计算机。
③ 1946年2月,世界上第一台通用电子数字计算机ENIAC研制成功。ENIAC在通用性、简单性和可编程方面取得的成功,标志现代电子计算机成为现实。今天的计算机从袖珍计算器到巨型机,它们的出现都可追溯到ENIAC。
(2)形成时期
① 1956年夏季,在美国的达特茅斯(Dartmouth)大学举行的首次人工智能研讨会,标志着人工智能学科的诞生。
② 1969年,召开第一届人工智能联合会议(International Joint Conference on AI)。
③ 1970年,《人工智能》国际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I)创刊。
(3)发展时期
① 1968年,“专家系统和知识工程之父”费根鲍母(Feigenbaum)领导的研究小组开发出第一个专家系统DENDRAL,用于质谱仪分析有机化合物的分子结构。
② 1972—1976年,费根鲍母小组又开发成功MYCIN医疗专家系统,用于抗生素药物治疗。
③ 1977年,费根鲍母进一步提出知识工程(knowledge engineering)的概念。
④ 知识表示、知识利用和知识获取成为人工智能系统的3个基本问题。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工智能学术界出现了一些新的思想,引起热烈的讨论与争论,极大地促进了人工智能的发展[12]。
10.2.5 人工智能的研究方法
人工智能自1956年诞生至今,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不同的人工智能学派因对人工智能的学术观点、研究重点有所不同,在人工智能的研究方法问题上存在着一些争论。1991年,在著名的学术杂志《人工智能》(Int J Artificial Intelligence)第47卷上发表了11篇由国际著名的人工智能科学家1987年在人工智能基础研讨会上的学术报告。首先,Kirsh先生在第一篇总论中提出了以下人工智能的5个基本问题:
(1)知识与概念化是否是AI的核心?
(2)认知能力能否与载体分离开来研究?
(3)认知的轨迹是否可用类自然语言描述?
(4)学习能力能否与认知分开来研究?
(5)所有的认知是否有统一的结构?
然后,由十多位人工智能界的名家分十篇五组,就人工智能中的逻辑与人工智能、分布式人工智能的开放信息系统语义、无须表示的智能、知识的值理论、SOAR的结构分析等基础性工作提出了一些高水平的论点,并展开了不同观点的争论。
这些问题都是与人工智能有关的认知问题,涉及人工智能的关键,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和认识,成为了不同学派的分水岭。下面仅以符号主义、连接主义和行为主义等3种主要的学派为重点,介绍人工智能的研究方法。
(1)符号主义
符号主义(Symbolism)是一种基于逻辑推理的智能模拟方法,早期的人工智能研究者绝大多数属于此类。符号主义的实现基础是纽威尔和西蒙提出的物理符号系统假设。该学派认为:人类认知和思维的基本单元是符号,而认知过程就是在符号表示上的一种运算。这种方法的实质就是模拟人的左脑抽象逻辑思维,通过研究人类认知系统的功能机理,用某种符号来描述人类的认知过程,并把这种符号输入到能处理符号的计算机中,就可以模拟人类的认知过程,从而实现人工智能。可以把符号主义的思想简单地归结为“认知即计算”。
从符号主义的观点来看,知识表示是人工智能的核心,认知就是符号的处理过程,推理就是采用启发式知识及启发式搜索对问题求解的过程,而推理过程又可以用某种形式化的语言来描述。
符号主义的代表性成果是1957年纽威尔和西蒙等人研制的成为“逻辑理论家”的数学定理证明程序LT。LT的成功,说明了可以用计算机来研究人的思维过程,模拟人的智能活动。以后,符号主义走过了一条启发式算法一专家系统一知识工程的发展道路,尤其是专家系统的成功开发与应用,使人工智能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长期以来,符号主义一直在人工智能中处于主导地位,其代表人物是纽威尔、肖、西蒙和尼尔森。
符号主义主张用逻辑方法来建立人工智能的统一理论体系,但却遇到了“常识”问题的障碍,以及不确知事物的知识表示和问题求解难题,因此,受到其他学派的批评与否定。
(2)连接主义
连接主义(Connectionism)是一种基于神经网络及网络间的连接机制与学习算法的智能模拟方法。这一方法从神经生理学和认知科学的研究成果出发,把人的智能归结为人脑的高层网络活动的结果,强调智能活动是由大量简单的单元通过复杂的相互连接后并行运行的结果。人工神经网络(简称神经网络)就是其典型代表性技术,因此,我们可以把连接主义的思想简单地称为“神经计算”。
连接主义认为神经元不仅是大脑神经系统的基本单元,而且是行为反应的基本单元。思维过程是神经元的连接活动过程,而不是符号运算过程。任何思维和认知功能都不是少数神经元决定的,而是通过大量突触相互动态联系着的众多神经元协同作用来完成的。
实质上,这种基于神经网络的智能模拟方法就是以工程技术手段模拟人脑神经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为特征,通过大量的非线性并行处理器来模拟人脑中众多的神经细胞(神经),用处理器的复杂连接关系来模拟人脑中众多神经元之间的突触行为。这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实现了人脑形象思维的功能,即实现人的右脑形象抽象思维功能的模拟。
连接主义的代表性成果是1943年由麦克洛奇和皮兹提出的形式化神经元模型,即M-P模型。他们总结了神经元的一些基本生理特性,提出神经元形式化的数学描述和网络的结构方法,从此开创了神经计算的时代,为人工智能创造了一条用电子装置模仿人脑结构和功能的新途径。1982年,美国物理学家霍普菲尔特(J Hopfield)提出了离散的神经网络模型,1984年他又提出了连续的神经网络模型,使神经网络可以用电子线路来仿真,开拓了神经网络用于计算机的新途经。1986年,鲁梅尔哈特(Rumelhart)等人提出了多层网络中的反向传播(BP)算法,使多层感知机的理论模型有所突破。同时,由于许多科学家加入了人工神经网络的理论与技术研究,使这一技术在图像处理、模式识别等领域取得了重要的突破,为实现连接主义的智能模拟创造了条件。
目前,符号处理系统和神经网络模型的结合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模糊神经网络就是将模糊逻辑、神经网络等结合在一起,在理论、方法和应用上发挥各自的优势,设计出具有一定学习能力、动态获取知识能力的系统。
(3)行为主义
行为主义(Behaviourism)是一种基于“感知-行为”的行为智能模拟方法。这一方法认为,智能取决于感知和行为,取决于对外界复杂环境的适应,而不是知识的表示和推理,不同的行为表现出不同的功能和不同的控制结构。行为主义的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
(1)知识的形式化表达和模型化方法是人工智能的重要障碍之一;
(2)应该直接利用机器对环境发出作用后,环境对作用者的响应作为原型;
(3)所建造的智能系统在现实世界中应具有行动和感知的能力;
(4)智能系统的能力应该分阶段渐增强,在每个阶段都应是一个完整的系统。
行为主义的杰出代表人物布鲁克斯教授在1990、1991年相继发表论文,对传统人工智能进行了批评和否定,提出了无须知识表示和无须推理的智能行为观点。在这些论文中,布鲁克从自然界中生物体的智能进化过程出发,提出人工智能系统的建立应采用对自然智能进化过程仿真的方法。他认为智能只是在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中表现出来的,任何一种“表达”都不能完善地代表客观世界中的真实概念,因而用符号串表达智能过程是不妥当的。布鲁克这种基于行为(进化)的观点开辟了人工智能研究的新途经,从而在国际人工智能界形成了行为主义这个新的学派。
布鲁克斯的代表性成果是他所研制的6足机器虫。布鲁克斯认为要求机器人像人一样去思维太困难了,在做一个像样的机器人之前,不如先做一个像样的机器虫,由机器虫慢慢进化,或许可以做出机器人。于是。他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的人工智能实验室研制成功了一个由150个传感器和23个执行器构成的像蝗虫一样能做6足行走的机器人实验系统。这个机器虫虽然不具有像人那样的推理、规划能力,但应付复杂环境的能力却大大超过了原有的机器人,在自然(非结构化)环境下,具有灵活的防碰撞和漫游行为。
行为主义的思想提出后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其中感兴趣的人有之,反对者也大有人在。例如,有人认为布鲁克斯的机器虫在行为上的成功并不能引起高级控制行为,指望让机器从昆虫的智能进化到人类的智能只是一种幻想。尽管如此,行为主义学派的兴起,表明了控制论、系统工程的思想将进一步影响人工智能的发展[13]
§10.3 智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关键
人们都在谈论信息革命,但是童天湘著《智能革命论》一书站在哲学高度评说人类文明史、前瞻未来社会发展趋势的学术专著,又具有为民族振兴筹谋划策的“思想库”功能。钱学森曾高度评价关于“智能革命”的思想,他在致该书作者的信中称“您所说的智能革命,……是又一次‘文艺复兴’!”张保生对此也给予了很好的评论 [14]。
本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工业化社会似乎已经走到尽头。一些社会学家和未来学家纷纷抛出“治世良方”。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及其《信息社会的结构》,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及其《权力的转移》,奈斯比特的《大趋势》及其《2000年的大趋势》,就是对现实社会的变化和未来社会的发展所做出的反应。但“后工业社会”也好,“第三次浪潮社会”也好,都没有回答工业社会之后究竟是什么社会。童天湘正是在学者们的众说纷云之中,紧紧抓住计算机的发展及其人工智能对社会的影响这个关键所在,提出21世纪的智能革命将导致智能社会,中国应当为迎接21世纪智能革命的到来做好充分准备。
10.3.1 关于划分人类文明史的依据
童天湘一反流行的“浪潮派”观点,认为不能以几次“浪潮”,而应以两种革命——能量革命和智能革命——来划分人类文明史。人类已经历了磨擦取火、制造蒸汽机、电力使用和核能利用这四次能量革命。能量革命用机器放大了人的体能,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开创了人类的前文明史。但它却以地球资源的巨大消耗、生态环境的恶化、贫富两极分化和金钱的价值崇拜为代价。动物式的生存竞争非但没有停止,而且愈演愈烈,给社会打下精神文明落后于物质文明的“前文明”格印。智能革命则将把人和机器的潜能释放出来,导致社会智能化,创造出以智能社会为始的“后文明”时期,人类将最终脱离动物界,以求发展的智力竞争取代生存竞争。
历史上,从语言产生、文字创造、印刷术发明、电信使用到现在的计算机通讯,这五次信息革命都对人类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却没有因此而出现一个的新的社会形态,即便第五次信息革命也不例外。计算机通讯方式可大大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但通讯本身不过是生产力的中介,不会因此而形成以通讯为生命线的独立的、新的社会形态。而且,现在的计算机毕竟不是智能机,它仍然属于现代机器系统。所以,信息时代基本上还是机器时代,“信息社会”实质上是工业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我们正处于由信息时代向智能时代发展的入口处——这是作者对当今时代所作的精辟概括。
王锐生评述了童天湘两种文明史的观念。他说,马克思曾经把全部人类历史划分为“前史”与“后史”。在马克思看来,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的历史都只停留在“前史”阶段。因为只要人类社会仍然存在着私有制、阶级、旧式分工和商品经济,人们就无法摆脱自我异化的命运。在这个意义上,真正的人类历史还未开始,人类的真正文明状况还未到来。所以他把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看作“史前时期”。而真正合乎人的生存条件的历史应当从共产主义社会开始。马克思宣布,这一人类社会的前史是“以(资本主义)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表达了同样的思想。他认为,人类之所以迄今仍未获得真正解放,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生存竟争使人未能在社会方面完全超越类似动物界的生存条件。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废除了商品生产,建立起一个“有计划地从事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之后,人类才“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的人的生存条件”,“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这实质上是以社会经济关系的根本改变(从动物的生存条件向真正人的生存条件转变)为坐标来区分“前史”与“后史”。
但是,可不可以从技术经济的角度来划分呢? 张保生认为是可以的。因为有些时候,一种技术经济因素的出现,会给人类社会的文明状况带来重大影响。例如,在原始社会的蒙昧时代,有过人吃人的现象。这是因为食物的极端短缺所致。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指出,后来印第安人兴起了园艺,“由于有了谷物和其他作物,人类才第一次感觉到有可能获得丰富的食物。随着淀粉食物的出现,吃人现象便消失了[15]。”从标志野蛮的食人之风盛行到此风消失(文明进步),关键在有了足够食物。而保证这一点的是园艺的兴起。可见,某种重大技术经济因素出现可以成为文明跃迁的一个契机。据此,他认为,从技术经济(智能革命)的角度对全部人类社会发展作类似的前史与后史的划分,是可以的。童天湘就是这样做的,其划分的坐标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根本变更,即随同工业社会向智能社会的过渡,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对抗走向和谐。上述划分“前史”与“后史”两种座标无需置疑,间题在于要进一步研究这两种划分之间存在着的相互制约关系[16]。
10.3.2 什么是决定未来社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
“浪潮派”等未来学派均强调信息和知识的作用,主张知识驱动经济,驱动社会。童天湘却认为,信息和知识固然重要,但必须认识到“知识就是力量”仍然是传统观念。实际上,知识本身不是力量。知识的获取、处理、使用和创新才是真正强大的力量。这正是人类智能的体现,所以“智能就是力量”。因此,决定社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是新知识和高智力,而不是一般的信息和知识。
工业社会经过“信息社会”过渡到智能社会有两条途径:一是经过计算机和高度信息化,当计算机发展为智能机时,高度信息化就进入智能化;二是经过机器人和高度自动人化,当工业机器人发展为智能机器人时,高度自动化就进入智能化。这两条途径共同导致智能革命,通向智能社会,智能革命由两股洪流汇合而成:一是计算机革命,二是机器人革命。
计算机革命由信息处理进入知识处理,发展为智能机。作者用“N”(N=1, 2, 3, 4, 5……)表示计算机“世代”的更迭,并统称为第N代计算机:数字计算机、知识智能机(日本研制“第五代计算机”向这个目标走出了第一步)、神经智能机、生物智能机、辩证自为机。这主要不是根据硬件,而是根据原理上的创新以及结构和功能的统一。前四代计算机都是逻辑自动机,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发展就是要突破形式逻辑的局限,模拟辩证思维,由“自动”进入“自为”。电子仿生学和化学仿生学相结合,并采用生物学元件和其他新型器件,这样其硬件就变成软件,具有自组织能力。在软件方面,机器自编程序和人的口授相结合,也有不用程序的随机处理。当N=K时,第K代计算机也许真的不能称为计算机,而是某类X型思维机。
当数字计算机发展到智能计算机,实现计算机革命时,工业机器人也发展为智能机器人,实现机器人革命,使机器人从柔性自动化向智能化发展。有无智能是划分机器人“世代”的依据。可以用M (M=1, 2, 3, 4, 5……)代机器人来描述机器人发展的潜力:工业机器人、智能机器人、自适机器人、生物机器人、思维机器人。他预测,随着人工智能、机器人学、认知科学、思维科学和脑科学的发展与相互渗透,思维机器人也许将出现在1950年图灵提出机器能思维后的百年之际。这种机器人的智能向人的智能逼近,也可能超过人的智能。当M=j (j>5)时,第j代机器人也许真的不能称之为机器人,而是介于机器人与人之间的y型仿人体。
当机器人按照“M规律”发展时,计算机也按照“N规律”发展。与第j代机器人相对应,也有第K代计算机逼近人脑,甚至超过人脑的功能,并与y型机器人相对应称之为X型思维机器。人机智能系统将成为新一代生产力的主要形式,故新一代生产力有两个基本因素:高智力和智能机。因此,是智能(人的智能和机器智能)驱动经济和社会,不是托夫勒所说的“知识驱动”。鉴于目前出现的“信息高速公路”热,作者最近又提出网络革命,即高速信息网络必然要向高速智能网络发展,实现“信息高速公路”智能化,从而使之发展为智能高速公路,最终还是通向智能社会。
10.3.3 树立智能价值观
随着物质型经济向智能型经济的转移,最终将导致“世界财富的一次大转移”,即从物质资源拥有者手中转移到智力资源拥有者手中,特别是转移到高思维和新知识掌握者手中。商品的价值也从主要由体力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转向主要由智力劳动所创造的价值;高智力能使高产品有高附加值,从而获得经济上的高效益。社会活动的中心人物也由经济人向智能人转移。经济人是工业社会活动的中心人物,这种人讲究经济效益,追求物质财富,视金钱为价值尺度,难免动物式的生存竞争。智能人则讲究思维效率,追求智力财富,视智能为价值尺度,追求发展的智力竞争,从而脱离动物式的生存竞争。智能人的特点是具有智能价值观。智能价值观与知识价值观不同。它不以劳动时间作为度量尺度,它的价值尺度是重质不重量。智能价值的核心是创新求异,凡创新性研究、创新性创作、创新性设计、创新性产品……,而非千篇一律的东西,就有很高或较高的智能价值,这是多元社会多样性的价值反映。
10.3.4 智能时代的经济、政治、军事智力战
作为高智力物化的高技术必然加速世界经济的发展,改变世界经济的格局,形成大大小小的经济圈。高技术发展推动市场的全球化和生产的国际化,出现所谓“全球村经济”现象,全球性信息网络使世界市场一体化,形成环球经济圈。智能时代以高技术竞争为重要特征。发展高技术需要有面向智能时代的新战略,即智能战略。这个战略不是确保生存的战略,而是以发展求生存的战略。
智能社会经济的发展主要不取决于财力,而取决于智力,高智力是综合国力的核心。目前,中国还是一个半工业化国家,是困难与机会并存的社会,更是面临工业化与面向智能化的社会。因此中国更应当有强烈的紧迫感,应当选择适合国情又能快速发展的智能战略。在这方面,童天湘提出了以下几条建议:第一,中国目前对人才重视不够、使用不当、待遇不变,以及人才外流、智力引进不足等情况,有可能成为高科技发展的“瓶颈”。因此,必须加快制定符合智能时代需要的人才政策。第二,智能技术与生物技术相结合,实现智力的人工进化和脑机共生体,将成为21世纪高技术的核心。中国应下决心采取超前决策,从研制生物智能机起步,迎接21世纪的高技术革命和智力战。第三,中国不能走先工业化后信息化的老路,也不能跳越工业化而信息化,只能走工业化与信息化互补共进的新路,同时要面向现代化的新潮流,实现智能化。第四,中国也不能照搬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先劳动密集后技术密集的发展模式,而应选择“技术复合型”的发展模式,使低级技术与高级技术、劳动密集与智力密集相结合,为未来经济的发展注入动因。
本章思考题和练习题
1.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是什么?人类信息处理与动物信息处理有什么不同?
2.人类使用实物的工具和观念的工具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人类的工具与人类的进化相伴而行,甚至可以说通过考察工具的水平来分析人类进步的水准。你认为人类工具的发展史有什么规律?
3.人类智能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4.什么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的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是什么?
5.为什么“人工智能”有极好的发展前途?它有什么局限性?
6.人类的“智能”与“知识”之间是什么关系?举例说明。
7.智能在知识创新中有什么作用?
8.为什么要强调智能的价值观?如果说物理学能量推动事物的运动,那么可以说智能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吗?
9.在个人、团队、组织、国家之间,知识和智能在合作与竞争中各起什么作用?
本章主要征引和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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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张保生:《高智力是社会发展的关键——评童天湘著《智能革命论》,载《自然辩证法研究》,1996年第7期。.
[15]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4页。.
[16] 王锐生:《对“智能革命”的唯物史观评述──读童天湘的〈点亮心灯智能社会的形态描述〉》,载《哲学研究》,1997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