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保生主编《证据法学》

第二章 证据法理论基础和体系

第一节 证据法的认识论基础

第二节 证据法的价值论基础

一、价值论概述

二、证据法的价值准则

三、证据法的四大价值基础

（一）准确（略）

（二）公证（略）

（三）和  谐

和谐作为一项证据政策，体现了求真与求善的一种平衡。证据法和谐价值在以下两个方面表现得比较突出:

1. 不得用以证明过错或责任的证据规则。在证据法中，事后补救措施、和解和提议和解、支付医疗或类似费用等证据，对于证明过失或过错虽然具有相关性，但不能采纳用来证明行为人的责任。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407~409条均为“不得用以证明过错或责任的证据规则”。规则第407条规定:“事后措施证据不得采纳来证明过错、罪错行为、产品瑕疵、产品设计瑕疵、警示或指示的义务。”规则第408条规定:“和解与提议和解或接受、要求接受一项有价值的补偿的证据，不得采纳来对就该赔偿请求所负有的责任、该赔偿请求所具有的非法性或者其数额来加以证明。”规则第 409 条规定:“有关支付、提出或承诺支付因伤害而引起的医药、住院或类似费用的证据，不得采纳来证明对该伤害负有责任。”

《〈人民法院统一证据规定〉司法解释建议稿》第36条（和解和要求和解）规定:“在赔偿责任或者数额问题上，当事人先前为达成和解而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被采纳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和解和要求和解证据的排除规定，其正当理由在于有利于社会和谐。它鼓励人们采取不断增加和解因素的社会政策，又被称为“善人”规则。

【案例2.2】 彭宇案一审判决书；节选自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07)鼓民一初字第212号民事判决书。

经审理查明，2006年11月20日上午，原告在本市水西门公交车站等候83路车，大约9时30分有2辆83路公交车同时进站。原告准备乘坐后面的83路公交车，在行至前一辆公交车后门时，被告第一个从公交车后门下车，原告摔倒致伤，被告发现后将原告扶至旁边，在原告的亲属到来后，被告便与原告亲属等人将原告送往医院治疗，原告后被诊断为左股骨颈骨折并住院治疗……根据被告自认，其是第一个下车之人，从常理分析，其与原告相撞的可能性较大。如果被告是见义勇为做好事，更符合实际的做法应是抓住撞倒原告的人，而不仅仅是好心相扶;如果被告是做好事，根据社会情理，在原告的家人到达后，其完全可以在言明事实经过并让原告的家人将原告送往医院，然后自行离开，但被告未作此等选择，其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被告在事发当天给付原告200多元钱款且一直未要求原告返还……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原、被告素不认识，一般不会贸然借款，即便如被告所称为借款，在有承担事故责任之虞时，也应请公交站台上无利害关系的其他人证明，或者向原告亲属说明情况后索取借条(或说明)等书面材料。

我们对上述判决书的内容做一些分析:

第一，本案中，“原告摔倒致伤，被告发现后将原告扶至旁边，在原告的亲属到来后，被告便与原告亲属等人将原告送往医院治疗，原告后被诊断为左股骨颈骨折并住院治疗”。这种救助行为，可被视为一种和解与提议和解行为，在此类事故发生后提出和解的人，不一定对该事故负有责任。用一个人的善良行为来反对该人，违反和谐原则。证据法排除此类证据，乃是对当事人采取和解行为的积极肯定，可以消除其后顾之忧。

第二，彭宇案判决书暴露了审判法官对“不得用以证明过错或责任的证据规则”的无知。其中，“从常理分析，其与原告相撞的可能性较大。如果被告是见义勇为做好事，更符合实际的做法应是抓住撞倒原告的人，而不仅仅是好心相扶;如果被告是做好事，根据社会情理，在原告的家人到达后，其完全可以在言明事实经过并让原告的家人将原告送往医院，然后自行离开，但被告未作此等选择，其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上述判决，从和解提议中得出一个貌似合理的推断:主动要求和解者是因为心虚即相信自己有过错，要求和解是对该过错或责任的默认。然而，现实生活中，和解还有其他原因，如坚信自己无过错的人愿意提供救助，可能是富有同情心，也可能是为了避免引起更大的麻烦或更多赔偿费用。因此，为了鼓励和解、增进和谐，应该排除在赔偿责任问题上的和解或提议和解证据。对于是否有过错和责任，应当通过直接证据或其他间接证据加以证明。和解和要求和解只是间接证据之一，通常只具有微弱的证明力。

第三，本案中，“被告在事发当天给付原告200多元钱款且一直未要求原告返还”。这同样可视为是一种善意的救助行为或和解行为。但该判决书却说:“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原、被告素不认识，一般不会贸然借款，即便如被告所称为借款存有承担事故责任之虞时，也应请公交站台上无利害关系的其他人证明，或者向原告亲属说明情况后索取借条（或说明）等书面材料。”这种以“小人之心”从支付因伤害而引起的医药费和类似费用行为所作的推断，违背了支付医疗或类似费用的证据法理。《〈人民法院统一证据规定〉司法解释建议稿》第37条（支付医疗或类似费用）规定:“有关支付或者承诺支付因伤害而引起的医药、住院或者类似费用，不得采纳作为支付者或者承诺支付者对该伤害负有责任的证据。”该规定的正当理由与第36条相同，即鼓励因伤害引起的救助行为，不应阻止人们从事对社会有益的行为，不能因行善而使自己受到“惩罚”或损害，行善而得到恶报是不公正的。支付医疗费和类似费用的证据的相关性在于，其可能被用来推断为是一种对过错或责任的承认。因此，在各种事故中，支付或承诺支付医药费的行为，都不能采纳用来证明行为者的过错责任。这些证据排除规则旨在促进有利于社会公益事业的行为，不能因人们做好事或行善而使其受到惩罚或损害，因而是和谐社会的证据规则。一个和谐社会，应当鼓励在赔偿责任或数额问题上的和解、善行。

第四，彭宇案判决已产生了毒害社会的后果，影响了社会公众的行为预期和价值取向。例如，家住扬州的73岁戴老太去买菜，不小心在菜场大门口摔了一跤，老人试着想爬起来没有成功。这时一个路过的小伙子见状，热心地上前搀扶。戴老太“站”起来后刚想说谢谢，不想小伙子的伙伴忽然嚷了起来:“你赶紧松手，老太要是说是你撞倒的，你麻烦可就大了!”小伙子听见朋友喊叫，吃惊中猛然松开手，飞快地跑向伙伴。又如，某日，一位九旬老人瘫倒在南京市解放南路人行道上。然而，20分钟内，过往行人无一敢上前搀扶，一位热心市民魏女士最后喊来七八名路人作“见证”后，才敢打电话报警。谈到自己“有备无患”的热心行为时，魏女无奈地表示，毕竟老人年纪大了，“我要是自己把她扶起来，到时候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怕会惹来麻烦”。彭宇案邪恶的判决，惩罚善人或人们的行善行为，使人们的道德水平倒退了几十年。

2. 作证特免权规则。（略）

（四）效率（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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