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 后 语

获悉IS4SI关于召开2023北京峰会的《征文通知》，武汉市华光信息科学研究院（简称华光研究院），在论文截止日之前，分组讨论，完成了8篇文稿，14人署名，分别投稿给“信息社会”、“信息科学”与“信息哲学”三个论坛。论文截止日之后，李宗荣给IS4SI创始主席和北京峰会主席写出一封公开信，梳理前面8篇文稿逻辑联系，请求批评。然后，李宗荣顺着以往既有的思路，以个人的名义，写出来第9篇和第10篇，回顾2013年莫斯科峰会以来的十年间的收获，作为向大会主办者、组织者以及与会者的汇报，广泛地征求批评和建议。然后，编出这本文集，献给2023北京峰会。

概括地说，在2013-2023的十年间，李宗荣及其研究团队，在以往“理论信息学”成果的基础上，着力研究建立二元论的“信息科学”和“信息哲学”，并且试图重新解释“心身问题”。

一元论的信息科学，借用物理学的科学范式；“测量-数据-公式化”的方法，在香农通信理论的研究中是有效的，因为香农“度量”的实际上是“消息”，而不是“信息”。信息是消息的“含义”。一个人接到了消息，可能完全不懂得其含义；就像收到敌军战场兵力调动的电文，却不能破译那样。常识告诉我们，大中小学生每天面对的统编教材和经典文本，测量其数据、研究其公式，可能一无所获。实际上，如同语文老师在讲解字词句之后，划分段落，归纳段落大意和主题思想那样，大家用的是“解释学”方法，即“信息学”方法。所以，我们认为，借用物理学方法建立信息科学的愿望，得到的成果很难超越香农的《关于通信的数学理论》。我们在研究中，提出信息学的方法是“逻辑-算法-程序”的方法，并且进行了详细和实在的论述。

关于一元论的“信息哲学”，我们认为即使研究者使用“物质+信息”的存在与演化的“辩证法”，也很难达到目的。因为，把“信息”看成是“水中月”和“镜中花”式的存在，那么，以语言和文字为载体的全部人类文明（文化），都不能说成是由“物质”决定的“间接”的“虚在”。比如，“权利”、“义务”、“法律责任”，在自然界没有它们相对应的“个体”，更不是某些“物质”个体的“共相”；它们是人类社会行为中所表现出来的“抽象”的“观念、意念、理念”的命名，比如特殊的“权利”和普遍的“权利”等。全部人文社会科学（包含信息哲学）都是以这些“概念”为节点，以“逻辑”为链条，编制的在不同领域和部门适用的知识之网。所以，只有二元论的信息哲学才能对于文化现象进行合理的解释。

《宪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国家在人民中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我们认为，1919年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全面系统地陈述了马克思本人的“唯物史观”、“社会主义经济学”和“社会主义运动论”，没有提到“辩证法”，也没有将“马克思哲学”两分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当时的苏共中央，正是认同李大钊公开发表的马克思主义观，才派人到北京大学找到李大钊，提出帮助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建立“共产党”。而李大钊则建议他们去找上海的陈独秀。后来，1938年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根本上是斯大林哲学思想的典型表述，与马克思哲学并无关系。1956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批评斯大林之后，斯大林哲学被终结了。后来的戈尔巴乔夫和普京的哲学家们的哲学，与斯大林哲学越来越远。但是在中国，1959年出版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1961年艾思奇出版《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中国普通高校、党校和干校的哲学教材。此后的教材，不断改版，但是不离其宗。我们认为，结束斯大林哲学，回到马克思哲学的时候到了。这样，才能有效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否则，如果马克思地下有知，他又会愤怒地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自公元前335年亚里士多德返回雅典，撰写《物理学》和《物理学之后》（形而上学）以来，尽管有过笛卡尔“心身二元论”的影响，但是人们仍然不喜欢“二元论”，认为一元论的“唯物主义”才是正确的。1994年，李宗荣跟着美国大学生修习《哲学导论》；此后坚持用信息学的原理重新解释柏拉图的“理念论”。李宗荣认为，信息社会的“智能手机”让所有人都成为信息的生产者、销售者、消费者，人们离开“信息”可能一事无成。所以，我们终于能够认同柏拉图了：“物质”存在，“理念”也存在；不变的“理念”比起“无常”的物质，更加实在、更有价值。欧几里得几何，全人类学习几千年了，以后还将继续。

在人类思想史上，有一个术语，“先知悲剧”。那些逆潮流而动的人，尽管后来被“追认”，但是在活着的时候，通常很惨。李宗荣和华光研究院的同事们认定了当下的学术追求之路，乐意做安徒生《皇帝的新装》中那个不懂事的小朋友。

在本文集中，安排了三个附录。其一是李宗荣、陈少华、张建伟、田爱景合写的《通信的数学理论与传播的信息科学》，载《社会科学前沿》，2019年第9期。作者指出，在香农《通信的数学理论》的论文中，他运用概率统计和微积分学的数学方法，定量地描述“电信号”在“信道”上传输过程的物理学规律，完全符合自然科学的范式，被推崇为“定量化”地研究信息的科学模版。但是，我们认定：香农论文“定量”研究的对象，不是“信息”，而是“消息”。消息，作为信息的“载体”，无论是“信号”，还是“符号”都是可以量化的。然而，作为载体的“内容”或者“含义”的信息，它没有重量、不占据空间；它也不存在于牛顿的时间中；因而不可以做物理学的时空度量。在这个意义上，所谓香农“信息论”，实为“消息论”。以香农数学-物理方法为模板的“信息科学”，实际上是“通信科学”，或者是“广义信息论”。在香农论文之前，人类以“语言”为载体，非常成功地构造了数千年人类社会的传播史。然而，从威尔伯·施拉姆开始，人们削足适履地按照香农的“数学物理方法”的范式，研究“传播学”的概念、原理与方法，百余年来虽有进展，但是难有根本性的突破。本文作者提出，传播学不是自然科学，它属于信息科学；我们应当运用信息科学的时空观和科学范式，重新观察和表述传播学。

其二是“马工程”教材（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当代西方哲学思潮评析》的“结语  当代西方哲学的发展趋势”。我们以为，作者仅仅用1.5万字的篇幅，描绘出一个当代西方哲学的简明“地图”。作者几次讨论哲学家们的“思想立场”，以区别于“政治立场”和“阶级立场”。作者说：“除了少数基督教哲学家外，当前的西方哲学家大多数是唯物主义者。很多哲学家虽然没有明确声称自己是唯物主义者，但也没有提出或支持任何唯心主义论题。”显然，我们不能因此就说西方大多数哲学家们，站到了革命党、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政治立场”，不能说无产阶级的“唯物主义”在同“唯心主义”的斗争中，取得了世界范围的胜利。这样，指责那些批评“唯物主义”短板的学者“政治站位”有问题，显然模糊了学术与政治的界限。

第三个附录，是李宗荣在美国密苏里大学的哲学教材《智慧之声》(第9版)中关于哲学的“定义”，柏拉图“理念论”，以及“心身问题”的内容，1.6万字。当时的教材是第2版。当李宗荣看到柏拉图说，人由心灵（mind）和身体（body）组成，心灵的价值更高的时候，心生敬意：我正是主张计算机软件的价值更高于硬件。李宗荣比较喜欢的教学课程是“计算机导论”、“软件工程”和“人工智能”；类比于人，当然心灵更有价值。但是，李宗荣马上“脊背发凉”：柏拉图可是“客观唯心主义”的鼻祖，地道的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是革命党、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的“死敌”。大学哲学课程中的唯物主义原理，背得滚瓜烂熟才能过关。然而，在与哲学系主任Joseph Bien讨论，与其他教授讨论的时候，李宗荣发现：这些资产阶级的哲学家们都是无产阶级国家官方哲学（唯物主义）的维护者。所以，李宗荣大着胆子，下定决心：要用关于计算机和“信息”的观念与理论重新解释柏拉图；至今有30年了。特别是近10年来的努力，终于磨出二元论信息科学和信息哲学之剑，在重新解释柏拉图、笛卡尔心身问题中初试锋芒。

李宗荣；2023-07-16；于中国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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